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源泉

传统文化不等于优秀文化，以管理学视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提升理论深度、推动国际传播，运用一系列方法让古典智慧转化为能够解决企业现实问题的管理生产力。简言之就是要平衡好古今、中外与知行三组关系。其中古今是夯实家底基础，中外是价值生根传播，知行是理念化为实践，三者分别对应抽象到具象、从个性到共性、从学理到术理的演进。

（一）古为今用：理论开发与范式构建并举

自经济全球化以来，面对理论上管理移植的排异现象与实践上跨国公司运营的文化冲突，中国管理学者掀起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管理智慧的热潮。

随着理论的不断丰富与深化，中国管理学派注意到应从青灯黄卷中提炼出逻辑主线以阐明文化本质、构建理论体系。众多系统化的理论成果中，都关注到了《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演化路径与《庄子》“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内在一致性。这两个耳熟能详、日用不觉的精神标识洞见了中文语境下“管理”一词“人为为人”的底层逻辑。

不论是苏东水“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四治体系，还是曾仕强“修己安人”的管理历程与“利乐和安”的层次目标，亦或是马文军和吕力从心本管理、我本管理、家本管理、业本管理、国本管理到全球治理的嵌套叠代，以及笔者自我管理、家庭管理、经营管理、国家管理与军事管理的管理五维，都映射着古今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追求，在实然型管理学体系中探索出应然型道路，为世界管理理论创新提供了中国坐标与系统增量。

（二）中西对话：以中验西与以西证中并重

古为今用的理论升华正在消解“有理说不出”的窘境，但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管理理论在国际舞台上“说了传不开”的难题仍然存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不平衡等特征下的个性问题是研究需要植入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软环境”因素，运用案例研究等定性范式来讨论的。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的目的不仅仅是检验西方理论的本土适用性，更是要解释西方现有管理学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管理实践。

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概念深描与理论开发后，应站在中华文化的主场，发现中西的内在契合。如孔佳南和郭毅聚焦“教化”这一传统构念，经扎根编码后归集为渐变过程、化成特性、顺势策略与共同价值四大范畴，与领导研究中施加过程影响力、推进理念执行力、统筹资源整合力和塑造组织协同力的过程高度一致。同样地，以“家文化”为核心构建的“家长式领导”，其行为表征中的垂范、托底与教练型领导、安全基地型领导也存在同质化内容。当中国理论能够被世界认可与接受，伴随着论文国际合作发表的日渐深化，用西方实践数据来检验中国理论普适性也越发可行。

以中验西与以西证中双管齐下是为了从不同角度解答世界共同的管理难题，在彼此对话中生成自身意义，找到更大的“公约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正如张树旺等发现的，面对管理学知识属性从现场性向前瞻性过渡的现状，如果仅仅用成熟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追求群体概率的因果关系，容易使管理理论与历史性、经验性的生活世界相去甚远，即产生“理论实践脱节”问题。集体人格作为文化的最终成果，表现为价值准则与行为方式上的共同默契，同样蕴含着“知行合一”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