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投资大师霍华德·马克斯认为,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要做出决策时,安妮·杜克在《对赌》一书中提供的见解非常实用,这些见解也适用于投资领域。
VC泡腾片
我预定了2020年春节去伦敦旅游,1月22日的飞机。20号上班的时候,行政的同事给我送来几个口罩并说,钟南山院士说了“(新冠肺炎)确定人传人”,幸亏他们下手快,晚一点都没有了。等我老婆看到朋友圈里抢口罩,让我下班时药店看看,果然,什么也没有了,连VC泡腾片都抢完了。
到了伦敦,新冠病毒尚未赶到,一片祥和,药房里问口罩,都摇头,没这玩意。失望之余,VC泡腾片倒是有,琳琅满目各种牌子,价格还便宜,买了不少。看着微信朋友圈,越来越严重的新冠疫情,每天早晚全家泡腾片。半杯温水,丢一片,嗤嗤作响,仪式感十足。
回到上海,给一个朋友送口罩,还拿了几支伦敦带回来的VC泡腾片。口罩很感谢,VC泡腾片就不以为然,认为这个没用,应该喝板蓝根,说着拿出一大包,让我带回去。我说17年前非典时期,大家就喝板蓝根,没用的,就是个安慰剂。朋友不高兴了,VC泡腾片也是安慰剂,还手机上翻出一篇文章说VC泡腾片没有预防效果,我也翻出一篇文章,上面说有效……两人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后来在迈克尔·舍默的《怀疑论者:理性看世界》一书中看到VC泡腾片的故事,舍默是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公知在美国似乎是个好词,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和畅销书作者,号称美国科学打假第一人。
舍默是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始使用艾维泡腾片作为补充医疗手段,包装上写着:维生素C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能够提高免疫力……在出现感冒的早期症状时服用。作为科学怀疑论意见领袖,舍默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吃了这么多年的艾维,却从来没有仔细推敲过这种产品是否真的有效。
后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艾维虚假宣传,因为他们暗示他们的产品可以抵御感冒,一些消费者也提起了诉讼,2008年3月,艾维公司同意支付2330万美元以平息诉讼。①
这么看起来,我对VC泡腾片的“信仰”似乎真有些问题,其实,吃了这么多几年力度伸,我并没有真的去看过力度伸的说明书,或者思考过是否有效这个问题。
很多年前,我刚离开内地到魔都上海,那是一个冬天,很冷,尽管有空调,上海冬天阴冷还是很够劲。不小心着了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同事说喝一杯力度伸吧,感冒初期特别管用。一杯热水丢进去一片大大的橙色药片,水花翻腾嗤嗤作响,让第一次看到的我好奇不已。热热的、甜甜的、酸酸的,浑身立即觉着舒坦了许多,这位同事很有学问,很多事情我相信他,这样,我成了力度伸的信徒。
信念哪里来?
安妮指出,生活技能的一部分来自学习如何更好地校准我们的信念,利用经验和信息更加客观地更新我们的信念以便更加准确地反映世界。我们的信念越准确,我们的下注就会越稳定。②
按照安妮的说法,我们对于信念有两部分内容需要思考,第一是信念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信念是否能准确反映世界,第二,我们怎样校准已有的信念,使之更加符合世界,使我们的决策更加有效。我们先来考察第一步,我们是怎样相信的。
信念都是后天习得的。问题是,我们习得模型是怎样。在哲学上,有两种模型,笛卡尔模型和斯宾诺莎模型。两者的差别在于,我们对于一个观念,接受与评价之间的先后顺序。换句话说,对于一个观点,我们是先判断它的对错,再接受它,还是先接受下来,再判读对错。
斯宾诺莎模型是接受在前,评价在后,或者说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先接受,我们才能够进行评价。在斯宾诺莎模型中,任何评价都必须发生在接受之后。这并不是说,在斯宾诺莎模型中,一个陈述不能被评价是真的还是假的。它说的是,一个单独的、随后的评估阶段发生之前,就有个体对信念的接受。
搜集了很多现代证据之后,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1991)认为,研究证明支持斯宾诺莎模型,而不是笛卡尔模型。
我们设想的人类形成抽象信念的方式(理性的,应该的,完美的,理论上的):
(1)我们听到某个说法。
(2)我们对它进行考虑并加以验证,确定其真实性。
(3)然后我们形成了一个信念。
但研究和事实证明,我们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形成抽象信念的(感性的,盲目的,现实的):
(1)我们听到一个说法。
(2)我们相信它是真的。
(3)后来,仅仅是偶尔,在我们有时间或意向的时候,才会对它加以思考并加以验证,以确定其真实性。③
《哈佛幸福课》的作者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1991年论文中总结道:“来自大量研究文献的发现汇聚在一个观点上:人类是易轻信的生物,他们很易相信,却很难产生怀疑。事实上,人们太容易相信,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相信更像是非理性的理解,而不是理性的评估。”
简而言之,我们是先相信再证明,而这个证明的往往是非理性的、确认性的、证实性的、筛选性的,此时原来固有的信念就会起很大的作用,这样就会构成安妮所说的动机性推理。
我们的思维习惯是证实而不是证伪
丹尼尔·吉尔伯特的发现非常重要,人类的思维习惯是先相信再证明。而这个证明按照心理学家的研究是正面的、证实性的,而非证伪性的。
思维的功能之一是对世界的表征⑤。心理学家约翰逊-莱尔德(1999)提出了心理模型理论,强调很多推理错误来源于没有表征其他结果和假设。人们倾向于构建这样的心理模型,它们只明确表征真实状态,但不表征非真状态,以便使自己工作记忆的负担最小化。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指出,正面思维的危险在于自发式系统不能想到反面。⑥
上图中的每个方框表示一张桌上的卡片,每张卡片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有一条规律:如果一张卡片字母面是元音的话,那么它的数字面就是偶数。这四张卡片两张是字母面向上,两张是数字面向上。你的任务是确定这条规律是否正确,应该翻转哪几张卡片。你先选一下,再往下看。
这个任务被称作四卡片选取任务,大量研究显示,90%的被测试者没有选对。正确的答案是:A和5。你答对了吗?如果不对,bingo,你是个正常人!答对了,了不起,你的理性思维很厉害!
思路是这样,我们证明一个规则的关键不在于证实,而在于证伪,例如黑天鹅,之前,我们看见天鹅是白的,所以天鹅都是白的这个规则,经过无数次证明也没用,一旦看见一只黑天鹅,天鹅都是白的这个规则就不成立了。
规则是,如果XX,那么YY,如果P,那么Q。在四卡片中,如果,元音(P),那么,偶数(Q)。需要看一个规则是否成立,如果P,出现非Q的情况,那么就证伪了如果P那么Q的规则。如果我们只看到P后面跟着Q,只是证实,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黑天鹅埋伏着,所以要继续翻。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张卡片的情况:
- 第一张K。K是辅音,无论后面是不是偶数,都和规则元音背面是偶数无关,所以不用翻。统计显示,绝大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出错。
- 第二张A。A是元音,如果翻开,后面是奇数,那么就证伪了元音后面是偶数的规则,所以,要必须翻开。如果翻开是偶数,则证实了规则,但是需要继续看其他卡片是否能证伪规则。统计显示,大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也选对了。
- 第三张8。我们想一下,如果翻开是元音,例如A,那么证实了规则,但是,没用,我们还得继续翻,如果是辅音,例如K,对规则没有影响,因为规则说元音后面是偶数,没有涉及辅音后面是什么,所以不相关。因此,8这张卡片不需要翻,翻了对我们的判断也没有作用。8这张卡片答错的人很多,我也概莫能免。
- 第四张5。规则是如果元音,那么偶数。5是奇数,如果翻开后面是元音,就证伪了规则,所以必须翻开。
经过解释后这道理变得非常容易,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开始都回答错了呢?心理学家的解释说,人们只关注“证实”这条规律,所以他们决定翻开卡片8(想要在背面看到一个元音从而验证假设)和卡片A(想要确认背面是偶数)。他们没有考虑到,看一下可能推翻这条规律的证据,而持有这种想法定会意识到卡片5的关联性,可能在它的背面有一个能推翻假设的元音存在。
心理学家指出,尽管证伪原则在一般性推理中非常有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并不是一种自然性策略。⑦
我们来看一个心理学实验,有一种药物治疗方法,经过临床用药,反馈信息如下:
200人接受治疗,病情得到改善。
75人接受治疗,病情没有得到改善30人没有接受治疗,病情得到改善15人没有接受治疗,病情没有得到改善 请你判断,该药物是否有效。想一下再往下看。
心理学家大卫·皮萨罗和彼得·迪托做过一个研究。他们请被试到实验室,并告诉他们发明了一种非常简易的诊断是否患有疱疹的检查,只要将试纸含到嘴里蘸到唾液,然后观察试纸是否变色,其中一组,被告知,如果试纸不变色则他们是健康的,另外一组则被告知试纸不变色表示他们感染了病毒。
实际上,试纸怎么都不会变色。在第一组,那些认为试纸没有变化代表健康的人把试纸放进嘴巴里,然后就表现得很自信,像是在说:“是啊,我就知道我很健康!”。但是第二组,那些被告知试纸没有变化就代表得病的人,他们会坐在那儿不断地重复测试,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把试纸放进嘴里,然后拿出来看有没有变化的样子。
大卫·皮萨罗指出:实验清楚地展现了当我们面对与自己的信念抵触的事实时心中的感受。我们会非常执着地寻找能证明我们所认同的信念的证据。⑧
说得通就行
在传统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理性人。理性人是一种理想完美的人类标准,在面对选择的时候,理性人会将所有可能的选择都列出来,并评估每一种选择的概率和后果,冷静思考权衡,在全部选项中选出最优。
美国影视星际迷航中的史波克就是这种理想的化身,史波克智商极高,可以记住圆周率后面50位,可以瞬间计算出所有的概率,任何时候都会冷静思考并按概率做出最优选择,完美!不过这样的人谈起恋爱就困难了。
我觉着所有人在学习理性人假设时,都会心存怀疑,与现实差距太大了。不过,经济学由于数学的要求,不得不把人假定为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型,要不然没法建模,也就发不了paper,也就没法在学术阶梯向上攀登。
直到上世纪50年代,赫伯特·西蒙和他的研究伙伴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和“满意原则”,这个理论认为人类在经济上是利己且聪明的,但也没有聪明到完全理性的程度。赫伯特·西蒙的理论考虑到了人们缺乏完全的信息,人类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虽然强大但是有限,提出人们不会遵循完全理性,而会满足于利用已知的信息尽量做到较好。
赫伯特·西蒙后来获得了1978年诺贝经济学奖,西蒙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有个中国名字叫“司马贺”。不过有限理性理论,在正统经济学教育中仍然不常见,无法数学化是一个现实问题。
与理性人假设不同,西蒙的理论认为人虽然具有理性能力,但是由于信息缺乏、人脑处理能力有限等限制,导致人们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计算,绝大部分时候依赖直觉判断辅助决策。决策者放弃搜索和比较全部方案选取最佳方案,而是接受合理的、令他们感到满意的方案。
简而言之,我们遇到信息,首先选择相信它,有些时候不假思索就接受了,有些时候我们会对它进行证实,而不是证伪,而这种证实并不会全局性的展开,而是搜索到一个令我们满意的证据后就停止了。
研究显示,人们会采用第一个符合自己观点的论证,然后就停止思考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帕金斯把这个现象称为“讲得通”法则。⑩同时,人们通常情况下不太擅长分辨轶事证据和科学证据。轶事证据是指用于推测原因的单独故事。
有个段子是这样,老师给小学生布置调查作业,男人喜欢什么颜色,女人喜欢什么颜色。小学生回家问爸爸,“你喜欢什么颜色?”“黄色。”又问妈妈,“蓝色。”
小学生写报告说,男人喜欢黄色,女人喜欢蓝色。这个我们一看知道,轶事证据不能作为原因,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比小学生强到哪里去。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迪安娜.库恩做了一个实验,请被试判断以下问题:
哪个陈述更加令人信服?
A.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史密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你会想要变成一个穿着整洁的衣服、嘴里叼着烟的帅哥。B.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琼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当电视上禁止播放烟草广告后,吸烟率就下降了。
我母亲晚年被白内障困扰,那时她已经80多岁了,她一直恐惧手术,所以一直拖着。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她决定去做手术,原因是她的一个好友几个月前做了,效果很好,也没什么不舒服。
结果,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医生使用同一种材料,我母亲的手术后遗症非常剧烈,头痛、视野扭曲,导致很长一段时间生活质量低下。后来,我碰到我母亲的老同事,说起这事,她就说她白内障也很严重但是决定不去做手术,因为她有个朋友(我母亲)做了,后来经常头痛。他们决策的依据都是轶事证据。
说了这么长,终于绕回来到VC泡腾片。从小我就被教育,要多吃水果蔬菜,我爱吃肉不爱吃这些,特别讨厌胡萝卜。小孩总要问问为什么,爸妈说因为有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C,对身体健康特别有利,这个基础知识牢固地存在于我的脑中。于是,在我联想到维生素C的作用时,我的证实已经获得了满意的答案。
作者:饶胖,资深董秘CFO、香港中文大学会计硕士、复旦大学哲学研究生,著有畅销书《资本市场的会计逻辑》,公众号饶教授说资本
推荐阅读